
韩国早已把韩文定为官方文字,报纸上几乎找不到一个汉字,为什么身份证上的名字后面还要标注汉字?
一个曾经大力“去汉字化”的国家,为何近些年又把汉字请了回来?答案要从汉字在朝鲜半岛两千多年的命运说起。
中国历史上也讨论过汉字拉丁化,最终因困难太多而搁置。朝鲜半岛却真的做到了:朝鲜和韩国都推行了“去汉字化”,而且基本取得成功。要弄清汉字在半岛的影响有多深,两国又如何一步步把它拿掉,需要从源头梳理。

朝鲜半岛从何时开始使用汉字,已经很难考证,但最晚不会晚于汉朝。汉高祖刘邦在位时,燕王卢绾逃往匈奴,部下四散。
其中一个叫卫满的人带领部众向东迁徙,在半岛北部安顿下来。他起初替当时的朝鲜国王守卫边疆,没过几年便反客为主,自立为王,建立了卫氏朝鲜。
公元前109年,汉武帝因辽东郡官员被朝鲜国王杀害,派两路大军征讨,灭掉卫氏朝鲜,并在半岛设立四郡。从这时起,当地的制度和文化开始向汉朝看齐。汉字随着郡县制度、官府文书和典籍进入半岛,成为上层社会读书、记事和处理政务的通用工具。

此后半岛进入新罗、百济、高句丽争雄的时代,当地贵族依旧使用汉字,官方文件也都用汉文记载。公元918年高丽建国后,统治层常派使臣渡海前往中原,带回的书册和典章全用汉字写成。
官员们照着这些书反复琢磨,想办法把中原的农耕技术和礼仪规矩搬到本国使用。
即使到了元朝,中原的统治者已经不写汉字,高丽王朝仍在使用汉字,还培养出一大批倾心汉文化的士大夫。忽必烈给高丽国王写信时曾说,您是识字的文雅之人,我是不识字的粗人。

蒙古人颁到高丽的圣旨用的都是直白的大白话,高丽国王的回文却是骈四俪六、典雅工整的文言。
高丽最后一位国王在位时,明朝已经建立,蒙古势力退回北方,但残余力量仍然很大。国王看局势不明朗,想两头下注,这就是所谓“洪武宣光二龙飞”。
“洪武”是朱元璋的年号,“宣光”是元昭宗爱猷识理答腊的年号,当时两个政权同时并存,国王不愿过早得罪任何一方。

士大夫们却不答应。他们认为中原已经有了汉人王朝,没有理由再把前朝残余奉为正统。
正想起事的李成桂与他们一拍即合,上演了一出“黄袍加身”,建立新政权,这就是朝鲜半岛最后一个王朝——李氏朝鲜。半岛虽然不归中国统治,却完整保留了中国那套制度和文化,影响极深。
不过,这种影响只限于士大夫阶层。底层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机会,不会说汉语,也不会写汉字,只会说朝鲜语,而朝鲜语当时没有与之对应的文字。

很多人甚至只能靠原始的图画符号记事。士大夫由此形成了文化垄断,这是他们掌握权力的方式之一,所以并没有动力改变现状。
李氏朝鲜第四位君主世宗大王即位后,认为百姓不识字不行,扫除文盲是首要任务。他召集一批学者创制朝鲜字母,称为“训民正音”。
它本质上是一种拼音文字,也就是今天朝鲜文的前身。这套字母在准确性上无法与汉字相比,却让普通人说的话第一次能够写下来。

有了这套文字,百姓签地契、立字据都有了依凭,这对扫除文盲无疑是一件好事。世宗大王也因这项功绩被称为“海东尧舜”,今天一万韩元纸币上印的就是他的像。
一万韩元曾是韩元的最大面值,后来韩元越来越不值钱,一万韩元只合六十多元人民币,于是又发行了五万面值的纸币。
这件好事却遭到士大夫集体反对。朝鲜的贵族分为文班和武班,合称“两班”。
他们联名上书,恳请国王收回成命,理由是朝鲜一直继承汉文化,放着汉字不好好学,反而另造文字,与蛮夷有什么区别?契丹、党项、女真、蒙古、西藩、日本,这些民族才自造文字,号称“小中华”的朝鲜怎能不用中文?

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利益。平民一旦会读书写字,就可能通过科举做官,动摇两班的统治地位。与其如此,不如让百姓继续当文盲。
于是朝鲜文发明之后一直没能流传开来,士大夫照旧写汉字,老百姓照旧不识字,一套设计精巧的文字就这样被搁置了许多年。
到了第九代国王燕山君时,情况甚至更糟。这位暴君被百姓痛骂,有人就用朝鲜文写歌谣骂他。燕山君恼羞成怒,下令禁绝朝鲜文,只许使用汉字。

一位国王亲手禁绝本国文字,在历史上颇为罕见。此后朝鲜文长期处于边缘,汉字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。
转折来自外部。十九世纪末,日本对外扩张,盯上了朝鲜,不甘心这块地方继续听命于大清。
于是日本鼓动朝鲜民族主义者搞民族觉醒,宣扬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,不能由大清说了算。既然要独立自主,再用汉语汉字就显得不太合适,几百年前发明的朝鲜文被重新拿出来在民间推广。

1897年,李氏朝鲜高宗称帝,把国号改为大韩帝国,在国内推行汉字与朝鲜文混用的书写方式,情形类似今天日本的汉字与假名混用。但日本鼓动朝鲜“觉醒”并非出于好意,而是借机加深渗透。
1910年,《日韩合并条约》签订,大韩帝国仅仅存在了十三年便宣告灭亡,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。
殖民统治期间,日本在半岛强推日语,民众对此深感反感。日语中夹杂大量汉字,因此半岛光复后,人们摒弃日语的同时,汉字也跟着遭到又一轮打压。
1948年,韩国李承晚政府推出《韩文专用法》,正式取消汉字在半岛南部的官方文字地位,规定政府公文必须使用韩文。

考虑到很多人已经习惯汉字与韩文混用,这部法律设置了过渡期,允许在韩文后面以括注形式加入汉字,方便阅读,小学也可以开展一定的汉字教育。到了六十年代,朴正熙上台后颁布汉字废止宣言,禁止在小学课本中教授汉字,汉字在基础教育中的位置被进一步压缩。
此后,汉字的生存空间持续收窄。1975年,中学汉字课时被砍掉一半,大学图书馆也改以韩文检索为主。
八十年代电脑普及,韩文输入法随之开发出来,拼音文字在键盘上输入便捷,进一步巩固了韩文的地位。到八九十年代,韩国社会基本已经只用韩文,不再使用汉字。

这种变化从韩国报刊上看得一清二楚。七十年代的报纸还能找到大量汉字,即使不懂韩文,也能凭文中的汉字猜出大意;今天的韩国报纸则几乎找不到一个汉字。短短几十年,一种使用了两千多年的文字,就这样从日常阅读中几乎消失。
相比韩国,朝鲜废除汉字更加彻底,1945年就开始全面废止。到了五十年代,除了古建筑和石碑上还能见到一些汉字,其他地方的汉字已经彻底消失。南北两边虽然路径不同,最终都把汉字赶出了日常生活,让拼音化的朝鲜文成为唯一通行的文字。
然而,汉字毕竟影响了朝鲜半岛两千多年,历史文献和诗词全都是用汉字写成的。废除汉字之后,能读懂这些东西的人就越来越少。祖先留下的大量典籍、碑文和诗文,对今天的许多韩国人来说几乎成了天书,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反而需要借助翻译才能读懂。
大韩帝国被日本吞并后,一位韩国知识分子流亡到中国,寄居在江苏南通实业家张謇家中,写过一首七律。诗中有“独上高楼月满天”“三千余里又今年”等句,写到故国山河已非、兄弟白发、父祖坟茔,结尾盼望“槿花”开放之日,乘着鸭绿江的春水归乡。
这首诗平仄合乎“一三五不论,二四六分明”的规矩,对仗工整,没有深厚的汉学修养根本写不出来。如果不说明作者是韩国人,读者恐怕会以为出自中国古代诗人之手。而今天的韩国人已经很难写出这样的诗,甚至很难读懂它,这正是文化断层最直观的体现。
此外,朝鲜文是拼音文字,必然存在大量同音不同字的情况。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,韩国尊称他为“安重根义士”。
但在韩文里,“义士”和“医师”拼写完全相同,就像汉语拼音里两个词都拼作“yi shi”。如果不懂历史,看到这个称呼,可能会误以为这位民族英雄是个大夫。

正因如此,韩国近些年又开始重新推行汉字书写。一些要求严谨的文字工作,比如法律、档案领域,想上岗就必须学习汉字。法律条文和档案记录容不得半点歧义,只用拼音文字很容易出现理解偏差,而一个汉字往往就能把意思锁定,避免同音词带来的混淆。
身份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韩国人的身份证上,名字后面要标注汉字,否则重名的情况会多得难以分辨。
九十年代身份证数字化,数据库以韩文优先,但汉字栏始终保留。2001年高中不再把汉字列为必修,年轻人接触汉字少了,可在身份识别上,汉字依旧不可或缺。

毕竟,即使有汉字,韩国重名的人已经这么多;如果连汉字也彻底废除,情况只会更加混乱。从卫满东迁到汉设四郡,从训民正音的坎坷到近代的去汉字化,汉字在朝鲜半岛几经沉浮。
它可以从报纸和课本上退场,却难以从历史和身份中抹去,身份证上那个汉字名字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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